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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男女2012【视频】纪录片:《生于50年代》首次公开,建议收藏!!-绝密观察

2020-02-13 00:05:20

【视频】纪录片:《生于50年代》首次公开,建议收藏马玉柔!!-绝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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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他们的童年历程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到六十年代初度过的。今天的人们回望那段生活,常常会用宁静、平和等字眼来形容。物质的匮乏并没有磨灭掉朴素的生活中蕴藏的情趣,而那时的孩子们也有着属于他们的童年记忆。
纪录片:《生于五十年代》
见证、亲历

《生于50年代》将目光投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屈指算来,他们都已进入不惑或知天命的岁数。本节目将通过两集的篇幅,集中展现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成长历程。姜昆、毕淑敏、陈丹青、艾未未、任志强、吴欢讲述了他们的成长故事小唐璜情史,儿时的欢乐,少年的理想,青春的苦涩与成年的反思,在他们个人的故事中,或许每一个共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重新找回逝去的岁月。与此同时,本节目收集了生动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真实的展现了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人熟悉的历史,几十万知识青年背负着青春理想投入到上山下乡的运动,那火车站轰鸣的汽笛声,站台上高亢的歌曲将勾起很多人久远而模糊的记忆卖报歌教案。
《生于50年代》 剧中人物
儿时毕淑敏
儿时姜昆与母亲
青年毕淑敏
少年姜昆
毕淑敏
姜昆
任志强
儿时的吴欢
任志强
少年吴欢
任志强
吴欢
儿时的陈丹青
儿时的艾未未
儿时的陈丹青
艾未未
陈丹青
艾未未
每一代人对“自己的一代”感受深刻,亲切和留恋,不奇怪。但50年代出生的人可以说是“特殊的一代”巫门传人,他们的精神结构是经“特殊材料”制成,并经惨烈拆解、震荡、蚀销、改换,总体可称为“理想主义”一代人,其中少部分文化者现今成为“残余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代人,他们是连接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座桥梁,是新旧两种观念激烈展示的桥头堡,多数人付出了为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沉重代价。
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他们的童年历程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到六十年代初度过的。今天的人们回望那段生活,常常会用宁静、平和等字眼来形容。物质的匮乏并没有磨灭掉朴素的生活中蕴藏的情趣,而那时的孩子们也有着属于他们的童年记忆。

1953年,吴欢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中,和许多生长在北京的孩子一样,青瓦灰砖的四合院承载着他们最美好的童年生活。
吴欢:我喜欢的娱乐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家那个月亮门呀,大月亮门,我一爬就爬上面去,从月亮门就上房顶了,然后城里的房子呀,是一圈挨一圈一直两里地以外呀,都可以在房上走,所以我经常是穿房跃脊,领着几个同学,能跳很远很远一直在房上跑。
五十年代所特有的平静生活还印在陈丹青对童年的记忆中。
陈丹青:那个时候的城市相当乡村化,树很多,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爬树,去捉那种虫子给鸡吃,家家户户还养鸡,居然。我记得我们三楼的晒台上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持续在养鸡,公鸡母鸡,鸡经常会从三楼栏杆跃出去飞到弄堂里,然后大家找,找回来继续把它拴在那。
1957年出生的艾未未,从小随父亲艾青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童年的艾未未于是有了不同于城市孩子的经历。
艾未未:我们到戈壁滩去拾柴禾,我们会走得非常远,我们发现一个洞,我们去挖,看到里面几个像小狗一样的动物,我们就抱回家去,整个晚上就听见有一只母狼在我们门口一直嚎叫,原来是几个狼崽子,第二天,整个连队的人就非常愤怒,就说一定要把这几个狼崽子还回去,大家都吓死了,狼群寻着味道就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了。
不同的生活轨迹勾勒出每个人的记忆为什么生我。然而,对于生长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在走过的童年岁月中,总有些共同的经历留在了人们心中。
姜昆:儿歌对我们那个时候,我感觉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特重要的内容。所以现在想起来许许多多就我们这个岁数的许多儿歌,我觉得都是还挺有意思的。“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的美帝干着急”。
毕淑敏:我记得那时候,每天中午有一个长篇小说联播,好像是从12点半到一点。那时候正好在食堂吃晚饭回家,就睡午觉。可是我特别想听长篇小说联播,我就每天都在那听。我记得播的是《平原枪声》,比如《烈火金钢》什么的。后来有一天,我上学的路上,我就跟别的小朋友讲河南人中,今天肖飞买药,怎么怎么样,然后,下午就坐在课堂上,然后老师就说,有的同学不执行纪律,中午不午睡,偷听长篇小说,我当时就想这老师他为什么知道呢,她一定是趴在我们家门口了吧。我记得当时声音已经非常小,我就把耳朵凑到收音机上,我说老师怎么会知道呀。从那以后吓得我再也不敢听了。过了许多年再一想,肯定他自己在听呀。
姜昆:打乒乓球,我们找一个三合板儿,然后找小锯,锯成一个拍子,扎得手上满都是刺儿。在地下,平一点儿的地,用粉笔画,中间隔上两个转头就这么打,以后在学校里有了乒乓球台子,就是用砖砌的在打。
朴素的生活中蕴藏了无穷的乐趣,对童年的姜昆来说,看电影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姜昆:看电影是我的爱好,我看电影可以不花钱,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是明星电影院,我经常是偷偷的进去,我都知道从哪进去,卖票的那个门怎么开,怎么从那后门钻进去,钻到什么地方能够不被检票的发现,然后堂堂正正坐在那儿,踏踏实实看电影,从小就养成了一套在黑暗当中工作的经验。
对于远离城市的人们,看电影似乎比城里人更多了一份隆重的仪式感。
艾未未:大家非常的过瘾看那个放映员怎么把一个汽灯点亮了,怎样把胶片放上去,放上去放的时候如果是胶片烧了大家特别高兴,一看银幕上烧了,大家特别乐,看完以后这个放映员会把所有的片子缠好以后,晚上再到另外一个连队去放,因为一个连队和另外一个连队可能相隔十公里远,那个连队的人正在摆着板凳也在那等着呢,所以我们会跟着这个放映员到另外一个连队再看一遍。如果他放三次,我们会再到另外一个连队再去看一遍,但是等电影全放完以后,我们离我们那个连队可能有十几公里远了,于是摸着黑地跑回来,整个一天都会很兴奋的背诵着那个电影里的台词,所以那个时候电影看的是蛮过瘾的。
吴欢:《英雄儿女》在我们当时确确实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电影,而且当时这个向我开炮是大家的口头禅,动不动就是向我开炮。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因为外交政策的封闭,除了中国电影以外,只有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的电影可以放映。即使是这样,影片中的异域风情,仍然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文化生活中时尚的元素。
吴欢:我是我们学校的独唱演员,当时我记得我代表学校出去唱一首歌叫我是一个黑孩子,独唱,抹得满脸黝黑,当时老师在启发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给我这种思想,他说,你现在生活得很好,非洲的黑孩子呢太穷了,你长大以后就要有这种责任,以天下为己任,要解放黑非洲刘邦墓,然后唱词是,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乡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
当然,最让那个年代孩子们期待的事儿还是过年。
过年的那几天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在度过了一年的节俭日子后可以尽情奢侈的几天,孩子们也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大人们会用平常节省下来的零花钱为孩子们添置新衣,而最令人动心的当然还有那些平常日子难以看到的各种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在被称为票证时代的日子里,过年令人回味无穷。
陈丹青:从我记事开始,我母亲告诉我在我生的那年,中国开始实行粮票、布票、油票这些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会让你有期待,比方说到春节你就知道会有一张票可以去买鸡,然后有一张票可以买鱼、买肉,就这种期待感。
姜昆:到了过节的时候,就盼着乡下来人,为什么呢?他们过年的时候背着个大口袋过来,这口袋里边有画彩的泥兔爷,有不倒翁,有放的老头呲花,有炮竹,反正各种各样民俗的小玩艺儿,他背着到北京厂甸来卖,就在这时,老家来人他得有地方住呀,晚上在我们这儿还得住一宿呀,就给我们带白薯干,这对我们来讲好家伙,要是带一点白薯干,带点花生,再带点瓜子来,这就是天大的喜讯卢六六。
对于五十年代的孩子来说,一年中最让人期待的节日,除了过年,就是十一国庆节了。十月一日,对于生长在红色中国的孩子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像是一个盛大的狂欢典礼。
陈丹青:国庆节我们特别高兴,可以看大游行,而且在游行队伍过去以后可以在马路当中走,那是很猖狂的一件事情,晚上有放焰火,我们住三楼,当时整个高楼群还没有出现,我们家可以非常好的方位看上海人民广场和外滩那一带放焰火,那会儿国家其实很穷,可是焰火得放好久时间,可以放一两个钟头蝴蝶迷。可能小时记忆有错,我们觉得非常漫长,这个眼睛完全给照花了,互相呼朋唤友在屋顶上阳台上,那是非常深的记忆。
任志强:我们十一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十一的那一个学期都要开始打鼓,锻炼,训练,这个训练就是准备十一游行,因为同一个年龄的孩子非常多,而能去的不是多数,所以每一个人能参加的话,总是一个可以吹嘘的事情,或者说好像总觉得自己可以走在天安门可以看看毛主席,其实根本看不见,但是你的心理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天安门的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在天安门前留影,寄寓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国家的一种朴素的感情。
任志强: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那时候天安门还不像现在似的,有公用照相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家里有条件的有照相机才可能,我父亲大概是在欧洲出差回来以后,还是在苏联考察回来以后午夜之子,带回来一部埃克斯发照相机,那就成了家里一个宝贝,然后重大节日时候,大家会跑到天安门去照个相,或者到放假的时候可以到公园里去照个相,可能是每年每个孩子都会到天安门前区留个影,保留一个记忆。
追随着共和国跳动的脉搏,生于五十年代的孩子们逐渐的成长起来,今天的人们常会把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称为火红的五十年代,而生于五十年代的孩子们,也就成为了在红色旗帜下成长起来的未来的主人翁。
陈丹青:我们是建国以后第一代孩子,在欧洲和美国的说法是婴儿潮。二战以后我们就是新中国的孩子。我记得小时候,在操场上,就绑着个红领巾,手这么举起来看升旗,浑身发抖,激动得不得了,长大了马上就去上前线,这些都愿意。
姜昆:我们那个时候当少先队员的时候,都要蓝裤子,白衬衫,红领巾,这叫队服。但是我的蓝裤子从来不蓝,老洗的都发白了。而且蓝色也不正,因为上边老补着别的布,所以特别梦想有一天能穿上一条特别新特别新的蓝裤子。我的小姨的第一次的工资给我买的蓝裤子,穿上那条蓝裤子我特高兴,但是你现在想起来呀,那条裤子有什么呀,为了到五年级六年级还能穿,新裤子要长出许多来,所以卷着裤腿,就那样也好看。
任志强:那时候可能想加入少先队的感觉和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可能不一样。那时候我们觉得想加入一个少先队和现在人们的想入党一样难。因为它是红旗的一角,我大约三年级的下半学期才入的队。那时候确实心情比较激动。
今天,当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们回头去审视他们成长的轨迹,也许仍然会为当初他们那些天真而执著的表情和行为感动,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天生拥有着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而他们所成长的氛围也为他们的性格乃至人生经历刻印上了无法磨灭的时代痕迹。
吴欢:那时候有一个最大特点,以比穷为光荣,就是咱们看谁穷,谁光荣。我记得新衣服我给它弄旧了穿,不把这衣服弄旧了这不算光荣。所以新衣服先让我妈给我补补丁,鞋也得补补丁,一双鞋穿得补的又破,补丁越多,越是革命,艰苦朴素。
艰苦朴素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追求革命和进步的标准,学工学农作为培养艰苦朴素美德的课程之一,魏哲鸣成为了那个时期学校教育中充满了时代特色的一课。
吴欢:上学,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下乡劳动,这个下乡劳动是当时的必修课,比如说掏粪,趁没人的时候,就往身上浇几滴粪,然后人家一没看见就去玩去了,老师再来一看,身上都是粪,脸上也抹着粪,臭也得往脸上抹,为什么呢,光荣呀。
对于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新中国诞生和成长的时代,新生国家所特有的激情和朝气渗透在他们蓬勃的血液当中,与此同时,共和国所经历的崎岖与曲折的历程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他们成长记忆中。
毕淑敏出生于北京一个军人的家庭,毕淑敏六岁时,北京城上空钟鼓齐鸣的悠远声音和着人们围剿麻雀的呐喊声留在了童年毕淑敏的记忆中。
毕淑敏:1958年那时候我应该是6岁,我记得大家都跑出去打麻雀。我那时侯心想,为什么人们都拿那个旗,一个棍子上绑一块红布,使劲地在天空挥舞,说那些麻雀不敢落下来,就是要把麻雀累死。小孩,特别喜欢小鸟呀什么,我一想,把一个麻雀累死这是不是有点,心里会生出那种怜悯的感觉。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旁边有一个叔叔,他告诉我说,这些麻雀都死了赵本六,我们就进入共产主义了。然后就拍拍我的头跟我说,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你们是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
麻雀的歼灭战以胜利告终,据说有一段时间,仅仅半个月,全国就消灭了麻雀19.6亿只。
同样狂热的情绪也体现在了1958年大炼钢铁的运动中。
1958年大炼钢铁的热潮留给陈丹青的记忆是深刻的,尽管那时的陈丹青还是个上幼儿园的孩子。
陈丹青:我1952年生,大概1955年上幼儿园,到中班的时候,大概大炼钢铁就开始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当时宣传画、无线电里的广播,马路上敲锣打鼓的游行,都是讲大炼钢铁,很多上海非常好的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弄堂,门口都有大铁门,大铁门都拆下来去把它烧掉了,做钢铁,所以我记得小时侯,中班一群小孩坐那儿,老师一个一个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轮到我说,我就缩在那儿,我就说,我想当炼钢工人。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热情之下,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的在全中国展开。狂热的行动并没有让人们看到共产主义远景的来临,经济的凋敝和人民生活的困难成为了中国人所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
毕淑敏:三年自然灾害一开始,即使我们在北京,是一个小学生,可是我们已经吃不饱饭了。我因为一直都在食堂里吃饭,那时侯我就看到食堂里那个水池子里面泡得全部是树叶,听说这个树叶子会做什么人造肉呀。我当时就想,那个叶子和肉有什么关系呢。那做出来一吃,实际上真是不能吃,特别不好吃。学校突然间下午不上课了,上午只上三堂课。后来说是因为已经有人浮肿,女孩子的精力不能达到,然后又说多少叔叔阿姨剩下自己的口粮,给我们用黄豆做汤,说可以补充蛋白质。有很多孩子他们就会排到队尾,因为在前边一勺一勺打这个黄豆汤的时候豆子比较少,但如果你排在最后的话,你会多得几粒黄豆。在整个国家遭受这种饥饿和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这种物质的缺乏。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天空是湛蓝的,晴朗的。解放的气息,弥漫在空气的每个角落中信通。那个时代年轻过的人,今天往往都分外怀念那个年代——那是一个民族最先尝到自由味道的年代。可能正因为此,50年代的年轻人,今天依然显得如此年轻,与今天貌似活跃其实内心疲惫不堪的“潮人”、“达人”相比,“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确是真理。
每一代人对“自己的一代”感受深刻,亲切和留恋,不奇怪。但50年代出生的人可说是“特殊的一代”,我认为他们的精神结构是经“特殊材料”制成,并经惨烈拆解、震荡、蚀销、改换,总体可称为“理想主义”一代人,其中少部分文化者现今成为“残余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代人他们是连接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座桥梁,是新旧两种观念激烈展示的桥头堡,多数人付出了为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沉重代价。
当时工人和农民的地位很高,干劲很足,没有任何萎靡。家里的大人,邻居、老师,没有一个不是工作勤恳,态度真诚,身心内外透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每一个人都是天下的主人翁,都把对整个国家、社会的爱化为每一滴热血,每一口呼吸。
曾经有无数当代的年轻人,因为感情生活的不稳定而怨天尤人,甚至抱怨不断。而回到五十年代——那个时代的感情却是非常简单的,空气里的一点桂花香就能成为所谓爱情的信号,没有人为这些事操心,大家的心理纯净的如同清澈的可以看到水底的小溪,每个人都是白水一杯。
电视剧《金婚》描写了一段开始于那个时代的爱情——剧中的男女主角佟志和文丽相识在1956年。那个时代的爱情好像真的就不如今天这么复杂。什么是爱情?“差不多”就是爱情。只要你够善良、真挚,再稍有那么一点敏感,爱情就会像阵风儿似的来到你的身边。而今天,我们将金钱、物质、感受、悲剧、喜剧、家庭、社会、发展、事业……太多的不合理化因素强加在了“爱情”的身上。
“简单”——这个世界上最不复杂的必要条件,在现代人面前倒变得如此棘手,并且几乎挡住了我们的爱情之路。事实上魂断疯人院,幸福是一种日积月累,是一种沉淀,是一种过往生活的堆积。幸福只是一种感觉,用无数种不好的感觉期待去换取一种好的感觉昂克雷,却反而发现自己“一点感觉没有”,这是太悲哀的一件事了。
五十年代人们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可厚非。
他们对红烧肉、猪下水有着由衷的割舍不掉的眷恋之情,这完全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物质极度匮乏而必然导致的结果。小时没吃,青年猛吃,到如今血脂高血压高又不得不重嚼白菜萝卜、内心万般痛苦却强作欢笑大谈生命健康的价值和意义。
他们的衣着打扮永远是那样落后于时代半拍,酷爱三结头皮鞋,穿件西装也显得别别扭扭,让人误认为是农民兄弟来支援城市建设,而儿子女儿则永远是青春气息动感强烈,一身港台流行歌星的打扮。面对着指责,他们会富有哲理的告诉小字辈:“时装潮流是三十年一轮回,今天落伍的很有可能是下一年度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的发布对象饮食男女2012。”
他们有着太多的革命浪漫主义情结,喜欢听大西北的音乐,喜欢看大西北的风光片,并郑重其事的告诉子女:“当年差一点就写了血书远赴大西北贡献热血和青春。”子女们则反驳道:“怎么会想去那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呢?要去也要去深圳、珠海、浦东嘛!”
他们都没有接受过现代知识的教育,坐在电脑前用拼音输入法打字总是那样生硬、迟滞,儿女们则打字如飞,而电脑里的那些莫明其妙不知所云的文字和符号则永远是心头的痛:美眉、88、菜鸟、恐龙。
他们在工厂是好工人,永远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永做革命英雄主义的螺丝钉,拧到哪里都不得不那么牢固可靠。而今天又走进风雨中,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招聘启事中那些“大学本科、三十岁以下”他们茫茫然不知所措。——自我安慰属于8341部队——门卫大军。
他们虽然已过知命之年,但逢五一、七一、八一、十一依然情怀未泯,他们的这颗赤子之心永远属于中国!
50后经历沧桑而精彩,纵观历史没有任何一代人像50后们所经历的历史变故多样且波澜壮阔。无论哪种经历都是人生财富,跌宕起伏也好,光芒四射也罢天黑黑简谱,都已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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